编者按：金融事关人民安居乐业和国家兴衰，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金融业为实体经济提供了大量融资，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依然存在诸多不足之处。在我国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砥砺前行的重要时刻，2023年10月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为开创新时代金融工作新局面指明了方向。金融的宏观作用是什么，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具有怎样的特殊地位及作用？我国现有金融体系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具有哪些特征？如何正确理解中国特色金融？怎样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陈道富对此进行了深入分析。

问题一：如何正确理解金融这一概念，其在社会发展中有着怎样的宏观作用？我国金融体系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具有怎样的特殊地位及作用？

陈道富：金融是经济的大脑和血脉，也是正当规则下重要的社会治理机制（合作方式）。金融能整合分散的多元信息和认识并形成社会共识，凝聚社会信任，创造和使用人类普遍信任载体，实现多层次的资本合作。金融治理功能可以更好地推动经济转型和发展。在国民经济循环中，金融具有分离储蓄和投资并促进储蓄投资转换的功能，是科技向产业转换的“桥梁”，是人类构建的重要社会合作机制。金融还因具有强制按照金融标准实现资源再分配的功能，从而成为国家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金融分离并优化储蓄投资转换。社会化经济系统从生产消费合一的自给自足经济系统拓展演化而来。首先是生产和消费分离，其次是投资和储蓄分离，而后延伸和升级形成了实体经济层面的“投资－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储蓄”循环。货币金融出现后，实体经济循环被映射到货币金融的虚拟系统，金融在“虚拟”世界中实现了储蓄和投资的分离，从而拓展了社会分工，发展出各类市场、机构和产品，优化储蓄投资转化效率，提升了社会合作水平。

金融是科技向产业转换的“桥梁”。科技、产业和金融三者有不同的群体、理念和追求，形成了不同的文化、评价标准和行为模式。科技是“探索”，产业是“实干”，金融是“眼界认知和激励合作”，三者认识世界的方式和追逐目标均不一样。科技和产业相互独立，往往“看不见”对方，类似于“黑箱”，也存在产业能识别科技，但由于路径依赖或为维护自身短期利益刻意忽视或排斥科技创新，致使科技无法产业化。在科技和产业的双向连接和转换（科技向产业提供科学理论、技术解决方案，产业向科技提供发展方向和现实问题）中，金融可以发挥“眼界和认知”作用，在科技和产业之间架起“桥梁”，将两套价值标准引导下的两个世界连接起来并推动相互转化。金融也能发挥“激励”与“合作”的作用，构建合适的激励约束机制聚合不同主体，共同实现“看见”的价值。

金融是社会信任传递和资本合作的平台。金融市场是通过交易将依据客观信息和主观价值判断形成的对未来预期统一到客观价格，引导资源按认可标准优化配置的资本合作机制（平台），也是社会信任逐步建立和扩散的场所。具体而言，公司创始人吸引能“看见”“看懂”公司价值的投资者（机构），共同探索并实现感知到的价值，并以合适机制参与到未来价值的现实创造中，最终以标准化方式进入公开交易市场，吸引更广泛的投资者参与。当公司发现新的投资机会，或者投资者发现公司更有价值的资源整合方式时，市场通过兼并重组、变现退出等方式完成新旧价值的交接。总之，金融市场通过“看见未来”凝聚和传递信任，并在实践中逐步验证价值，强化“信任”，实现储蓄向投资的更有效率转换。

中国金融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特点和阶段，我国有意或无意地选择发挥和强化金融的部分功能，形成中国金融体系的特殊地位和功能。从我国发展历程看，金融长期以间接融资和国有金融机构的融资功能为主，与财政、发展改革部门形成合力，共同服务于国家战略和实体经济发展。整体而言，我国金融体系是在政府管理（所有权、产业政策和监管等）下，支持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中发展壮大的，虽然一直伴随着“财政的金融化和金融的财政化”争论，但争论不休背后却反映着更本质的财政和金融的分工合作治理。我国的金融体系还发挥着以市场机制实现国家战略标准下的资源优化配置的特殊功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制度，也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成为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问题二：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我国现有金融体系历经了怎样的发展过程，具有哪些典型特征？

陈道富：中国当前的金融体系，是经过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发展之路逐步建立起来的。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的发展过程，呈现出以下几个典型的特征。

通过渐进改革逐步建立起现有金融体系。我国金融体系在渐进改革中发展并适应政府主导的要素驱动追赶型经济增长。我国当前的金融体系是从计划经济时期“大一统”体系中逐步分离出来，并沿着专业化、市场化、国际化方向发展起来的，是在“自下而上”的“市场探索、政府认可”和“自上而下”的“局部试点、总体推广”两条路径交互尝试中逐步向前推进的。经过40多年的改革发展，我国形成了以间接融资和国有金融机构为主的金融体系，并很好地适应了政府主导的要素驱动追赶型经济增长模式。直接融资型金融体系强调分散竞争和自由决策，间接融资型金融体系强调集中统一和共同利益。国有为主的银行类金融机构在动员储蓄、配置资金方面具备“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天然优势，有效满足了经济赶超时期推动大规模投资的要求。近些年更是很好地支持了“土地—房地产—城镇化基础设施”的国内经济循环，便利了我国以贸易出口为主参与“大三角”国际循环。当然，随着我国转向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尤其是进入数字经济时代，我国的金融体系还需要持续不断改革发展以适应新发展环境。

以我为主，兼容并蓄发展。我国现有的金融制度、体系、机构和产品是广泛学习和借鉴全球主要经济体金融发展经验，具有“舶来品”特征，有一定的碎片化和内在冲突。但也正是在这种“水土不服”和“功能变异”的冲突中不断融合，不断融入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要素，使其具有了中国特色。例如，早期我国曾向中国香港和日本学习，20世纪80年代推广大机构、专业银行体制、产融结合、主办银行制等。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我国的金融改革在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设立专业的投资银行，以及金融机构治理机制的设计方面都借鉴了同为大经济体的美国的经验，希望金融体系能够继续为大规模工业化进程提供长期资金的支持，并为改善中国企业的资本结构提供助力。近年来，由于我国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和集体主义、追求公平等社会精神等与德国有相似点，我国金融发展开始更多借鉴德国经验。通过吸收借鉴其他国家发展金融体系的经验和教训，我国也逐步探索建立适合自身国情的金融体系。

我国金融体系发展具有鲜明的目标导向，是在兼顾法制的稳定性和政策的灵活性中，通过有引导的政策试点实验逐步探索出来的。我国的金融体系既不是在“大爆炸”中短时间内完成制度构建和市场发展的，也不是在市场自发发展中自然演进的，而是有较强的政策实验特征。我国往往确定较为明确但相对宽泛的改革目标和愿景，通过地方和机构，或者通过引入若干试点，由微观主体主动试验不同的模式。政府保留推广并正式化或者停止试点的主导权，被广泛验证的经验通过法制固化下来，从而很好地兼顾了法制的稳定性和政策的灵活性。在这个过程，保留了方向的一致性和总体的协调性，但保留足够的空间由微观主体市场探索。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金融发展更是探索出了一条独特的金融发展之路，这次金融工作会议将其归纳为“八个坚持”，即必须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坚持把防控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坚持在市场化法治化轨道上推进金融创新发展，坚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统筹金融开放和安全，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问题三：如何正确理解中国特色金融这一概念，其包括哪些具体内容？与西方的现代金融体系相比有何不同？

陈道富：中国特色金融体现在两个维度。一个维度是现代金融体系的构成，我国的现代金融体系包含的范围比西方一般理解的现代金融体系内容更加广泛。具体而言，我国现代金融体系包括宏观调控和治理体系、金融监管和风险防范化解体系、机构和市场体系以及超越金融体系的组织管理体系。

另一个维度是“中国特色”的内容，具体包括坚持党的领导，服务国家战略、做优做强国有大型金融机构、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建立有效的市场秩序维护体系等内容。

坚持党的领导。我国不仅在方向和理念上坚持党的领导，还通过设立中央和地方的金融委员会和工作委员会等组织，明确工作流程等，强化并落实党的领导。

服务国家战略。我国的金融体系不仅要回归本源服务实体经济，而且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聚焦于国家战略，更好服务国家重点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把更多金融资源用于促进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大力支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确保国家粮食和能源安全等。

做优做强国有大型金融机构。要使国有大型金融机构更好发挥服务实体经济主力军和维护金融稳定压舱石的作用。我国目前是国有金融机构为主的金融体系，中央金融工作会议进一步强化国有大型金融机构的作用，并严格中小金融机构准入标准和监管要求，立足当地开展特色化经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机构体系。

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企业制度。这是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微观基础，具有丰富的内涵，至少包括以下特色。我国的现代金融企业制度是党委领导下的“三会一层”公司治理，其中党委的党建工作受中央和地方的金融工作委员会领导。我国的金融机构绝大部分是国有企业，接受国有资本管理体制的统一管理。我国金融机构的业务也按照国际惯例接受监管部门的监督，但我国的监管部门同时担负监管和发展的职能。我国的金融机构还需要直接执行部分政策性职能，承担社会责任。我国对金融机构的人才要求较为特殊，需具备纯洁性、专业性和战斗力。我国的金融机构还需要践行中国传统文化，在一般权利义务平衡的基础上强化责任和义务，推行ESG和负责任金融理念。

总的来看，我国微观金融企业主要在两个方面区别于西方。一方面，微观主体的开放性。我国微观金融企业是半开放实体，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独立法人——以资本金为限独立决策并为决策后果承担所有后果。另一方面，多维构建能力体系。我国在国家层面、行业层面和微观主体层面同时构建微观主体的能力体系，这与微观主体的半开放性相一致。这导致了我国在宏观层面上形成具有一定权责利和能力的“准”主体。

建立以行政管理为主、市场治理和司法救济为辅的市场秩序维护体系。中央金融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党的领导，全面加强监管，并要求金融资源投向重点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进一步强化了行政管理，在健全法人治理和法制中引入市场治理和司法救济措施。

问题四：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该怎样发挥政府与市场的作用？根据我国实际发展情况，具体应从哪些方面入手？对此，您有何建议？

陈道富：构建“顶层规则设计＋底层市场化运行”的双层架构和“平台化”运行。更好发挥“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作用，维护有利于市场良性竞争的规则体系，以市场方式实现社会目标。一方面，在规则形成和执行层面追求“正义”，贯彻国家意志，并将社会生态价值作为行为约束，影响市场主体的交易行为，即实现具体化的“正当规则”和“正当程序”。政府的主要作用在于制定明确、正当、公平的规则并确保市场主体按既定规则行事，提升市场主体自我成长能力，规范市场竞争秩序，消除破坏市场秩序和市场机制的因素，构建公开透明的、基于竞争的市场经济体系。另一方面，在市场层面追求效率。市场化的本质是构建自组织系统，促进各方归位尽责，有效制衡，关键是保护好各类“产权”，构建公开透明基于竞争的市场经济体系。

我国可依托各地政府类投资基金、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和国家级大基金，结合资本市场改革，将这些机构和组织进行“平台化”改造，着眼于“承接国家战略，连接国家资源，实现上传下达的政策互动”职能，构建国家战略下的产业资本良性循环机制。

在社会层面实现合理治理和能力建设。在完善微观治理的基础上强化行业治理，形成双层治理模式。我国考虑在传统的“党委＋三会一层”的狭义公司治理基础上引入股东（大股东与小股东）、债权人、高管与员工、上下游和社区关系等利益相关人的广义公司治理，并在行业层面上通过规章制度等方式规范监管部门、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之间的行业治理，形成更为合理的双层治理模式。

我国可在强化微观主体特色化经营的基础上，在行业上构建中后台能力赋能、资本市场和国际业务能力拓展和风险分散、流动性互助的行业能力平台，增强国家和金融监管的能力体系建设。

以中小银行为例，我国可考虑充分发挥微观银行法人立足当地特色经营的基础上，在行业层面构建共同的能力体系。行业能力体系可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业务赋能。弥补中小银行资金实力不足（中后台系统开发维护和外部数据），员工金融专业化水平不高特别是市场参与能力和产品开发能力较弱（主要集中在同业和资本市场业务，以及国际业务）。二是风险的再分散（类似于再保险功能）。可以采取目前实践中较普遍的集中闲置资金（成立基金）再投资的方式，也可以通过股权等方式，分享其他行业的收益，降低区域和行业集中度过高的风险等。

推行信义责任更好管理利益冲突。金融是凝聚并使用人类普遍信任的载体和机制，涉及信任标签化与委托代理中的信息、能力的不对等性等。金融的本质功能是“看见价值、凝聚共识、合作共赢”，是面向未来的抽象权利的细分与再配置。这种特征与信义规则高度契合，需在金融领域提升信义规则的应用。在信义规则下，不论是主体界的界定，还是判断是否存在人类普遍信任以及交易和义务的实质等方面，都遵循“实质重于形式”，强调被界定为“微观主体”的自由与独立性。强调权利的抽象性、否定性与可分性，以及权利义务的不对称性，进而强化受托人的忠实和谨慎义务。

我国有必要正确认知信义规则的精神实质，提升信义规则的法律层级。可考虑《信托法》从约束信托公司的部门法律，上升为调整信托关系的基础法律。超越合同视角，将信托从“法律行为”转为“法律关系”。可尝试引入推定信托。在金融立法中，我国可依据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合理确定功能主体与责任主体。特别是以信义责任统一不同金融法律，可将信义义务适用于以下范围：监管；公司治理——大股东／小股东，股东／高管，虚假陈述与信息披露；金融消费者保护与中介机构责任；资产证券化、财富管理。

此外，还需要让信义规则“长牙齿”。引入合理规范的必要“吹哨人”制度和集团诉讼，创设更多金融消费者和中小投资者维权、救济和补偿机制等。提高集体诉讼的透明度和市场效率，如取消行政证明的前置条件，探索律师的风险收费模式和上市公司强制性提供中小投资者名单等。对拟上市公司中的包装造假、上市公司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和退市企业，可创设多种方式的中小投资者赔偿责任和机制，让股权融资真正反映应有的高成本。提升并充分利用专业团体的专业判断，可考虑借助专业性强的自律组织，对中介机构的履职行为给出专业判断，通过机构和个人的专业资质管理等，在专业市场创设有效的声誉机制。

我国宜适当拓宽金融法院案件管辖范围，初期可扩大涉金融基础设施案件的集中管辖。可考虑将内幕交易、操纵市场、欺诈发行等资本市场刑事案件纳入金融法院管辖范围，探索金融商事、刑事和行政审判“三合一”工作机制。考虑到我国已设立了三个金融法院，建议可逐步取消将行政处罚作为司法介入的前置条件，形成民事、行政和刑事处罚的联动。金融法院的金融案例测试机制，引入类似英国的“沙盒”预庭审。